朱学勤:火车上的记忆

本文作者

朱学勤,1952年生于上海,1970年赴河南兰考插队落户,1972年进工厂做工。1985年获陕西师大史学硕士学位,1985至1991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,1992年获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学位。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,上海和平与发展研讨中心主任。在中国思想界论战中,被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。

法国革命再坏,究竟赡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,因此而逐渐消歇,不再卷土重来。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,上面一层是吐沫,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“文革”脸谱,淤塞不见底,“浅”不忍睹。

——朱学勤

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嚷,就对它有憧憬。

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,有时果然在外散步一夜。最爱去的处所,是上海的老北站,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。我爱好趴在栏杆上,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,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。

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高兴,甚至还有可怕。九岁时随母亲返乡,在老北站的阴暗灯光下,几个犯人五花大绑,先是面壁而立,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,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,闷闷地不发一语,瞪了我们一路。

“三年自然灾祸”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,就是阴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,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.....

01

1966年大串联,我还没有进中学。父亲为了让我“经风雨,见世面,在大风大浪中锤炼成长”(毛泽东语),凑了二十块钱,部署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。

我们是在那一年11月16 日分开家门的。“革命是国民群众的隆重节日”,我的革命第一天,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,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。车站内人海鼎沸,汹涌澎湃,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,就像海潮冲击一段已经溃决的小岸,哪有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挡?!

学生们冲上站台,黄军装,红袖章,指导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,想上哪一列,就上哪一列,指导江山,意气风发,确切比1949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。

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,小男孩对充斥军事颜色的“八一”圣地比北京还要憧憬,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。成果发明人太挤,无法立足,只得怏怏下车。

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,于是别转身随众人涌入,一屁股坐了下来,管它向北向南,苏州、杭州。车停处,还真是杭州,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。

杭州七日,开端还很自觉,总是在浙大、杭大围着大字报转。人小,到底熬不住,最后还是去西湖、六和塔探头探脑,参与了“游山玩水”。

大串联岁月,“游山玩水”是个很不好的字眼。后来听我爱人说,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,在杭州一个多星期,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,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,拼着命抄。为此,我很长时光感到矮她三分。

“文革”中,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“革命”,而女生又比男生“革命”。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:“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,这个革命者一定是女性。”女人的虔信与偏执,验之“文革”,确切如此。

一星期后,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。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49次特快是中午 12点半进站,列车一停,所有的车门、车窗统统关闭。里面的小将们大概是挤苦了,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,坚拒不纳,成冷战状况。

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,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,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,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,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。水一满,茶缸一缩,窗户又要落下。说时迟,那时快,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,众人齐声发喊,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。但是到必定高度,支点与力点拉开距离,扁担就使不上劲了,双方又成僵局。

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,立刻把我高高抱起,像塞一件小行李一样,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。我进去后,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,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。如此里应外合,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。

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。但待列车长鸣,车厢一晃动,大家前仰后哈一番,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。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“车下派”与“车上派”相互挤插,逐渐安置下来。

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。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——上海光亮中学的高中生。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。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,站得时光太长,拍拍腿说:“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。”

那样的单纯开朗,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暗昧的哄笑,但在当时却很平凡,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。

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,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,是内迁声援广州建设去的,拖儿带女,还有一个老人。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商定,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,我们没花钱,再挤,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。就这样,底下的人站着,上面的人睡着,两天两夜到广州,大家成了好朋友。

“文革”是万万应当否认的,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略否认。如此否认,难免会有报应。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,即可视作报应一端。比如当时的秩序,是失序中有序,有序中失序,打一口井耐烦研讨,能赡养一大群政治学家、社会学家、甚至人类学家。

法国革命再坏,究竟赡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,因此而逐渐消歇,不再卷土重来。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,上面一层是吐沫,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“文革”脸谱,淤塞不见底,“浅”不忍睹。

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异,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前朝建筑?真是一个前朝的背影,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和谐。我们住沙河,到市区必经过一条“先烈路”,而“先烈路”纪念的并不是江姐、刘胡兰,而是公民党,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、十九路军将士公墓等。那些建筑的作风也很奇特,既有南国风味,还有显明的西洋作风,两者糅合,不和谐,却也不难看。

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,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。那里也是与北方不一样,到处是纪念南北战斗的建筑,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。

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略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到,总感到凡地处南者,有“它者”意蕴,被掩蔽着,却因此而有神秘感,奇奇异怪的东西在底下蠕动,温暖暗昧,使人不敢遽断。

两年一过,老毛变脸,“现在是小将们犯过错的时候了”,一挥手,把青年学生往乡下撵。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。

上海有几百万知青下乡,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。破旧的老北站,就是这一喧闹的硕大产房。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,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。老北站不堪忍耐,就把这一光彩义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。

彭浦货车场空旷,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,就算给孩子们送行。送的人多了,"热闹欢送”这四个字就不用改,只改它下面的地名:今天蒙一块“黑龙江”,明天蒙一块“云南”,后天再蒙一块“内蒙古”。下个星期如果又是“黑龙江”,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拿掉就是了。

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,肯走路,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烈,回来说:“先是锣鼓喧天,口号震天,送的人喊,走的人不喊。汽笛一响,火车一晃,哭声马上响起来,压住了口号。一万个人一起哭,吓逝世人!”

我那时虽然左,决心到一个当局没有发动的处所去插队,所谓“越是艰险越向前”,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,心里也是黯然。等到自己走的那天,不流泪,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细故而大吵一场。

我下乡的那个处所离铁路远,以后每到县城办事,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儿,向着上海方向回望。这种对火车、铁轨的眷恋,我自己也知道不好,阐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坚固,复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说。但是每年到秋后,就会萌动思绪:今年回不回?

头一年秋后算帐,共得余粮款十三元整,不多不少,等于一张从兰考到上海的座铺票。买了这张票,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,这就绝了坐火车回去的念想。

我后来听说, 1979 年知青刮起回城风,上面的政策之所以妥协,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,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邻近集体卧轨,惊动国际了观瞻。冥冥之中,似有一报还一报?

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分开生身城市的,最后争夺回城,居然也是排着队,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。

02

就是在知青时期,我学会了爬火车、钻火车、跳火车这些荒谬勾当。

先说爬货车。

河南太穷,兰考更穷。焦裕禄逝世后,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。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,青黄不接,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,相当于现在所说的“生存权”,结合国也挡不住。

我那时还很崇敬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,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,闯一回江湖。我接洽的那户人家,成份绝对纯粹,贫农。他们批准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。不料大队支书知道,说什么也不让我走,怕上面怪罪下来,他承担不起。

那户人家走了,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激励了我: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,穿对襟衫、圆口布鞋,肩上挂个布褡,作贫下中农状,陇海线、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,谁也不会拦。

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妆成那个后果,像个偷地雷的模样,鬼鬼祟祟地出了村。

从兰考到郑州,确切没有人管,风驰电掣,如入无人之境。但是火车一停,问题来了。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,却不停,而是通过。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,停靠它自己的达到场,才歇脚。

从达到场下车,往回走,经过编组场,走到动身场,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,全靠步行。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,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,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农出来要饭的呢?三问两问,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内情。

没有想到的是,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,反而更加同情,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。白面馒头、糊辣汤,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,当然是狼吞虎咽。饭后摸到动身场,又犯了难。

那是全国铁路体系最大的动身场,有几十股道岔,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,全停向一个方向,场面很壮观,也很迷人,谁知道它们是奔南,还是向北呢?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,慌张失措,就更像偷地雷的样子了。

这时,一个摇着号子灯像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。他看出我们的窘境,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:本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,两列三行,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,就唆使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动身后,毕竟奔东南西北哪个方向。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“密电码”,我们终于得救。

夜幕下的郑州动身场,铁轨密如蛛网,蓝色信号灯闪耀不停。我们按图索骥,很快找到了一列马上南下的火车。

火车折向京广线后,要比陇海线上更加生猛,咣咣咣一鼓作气,新郑、长葛、许昌,一路不停,全是通过,比特快客车还威风。直到天亮,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来,大口地喘气,加煤添水。

我们正得意,突然听到天桥上有人惊骇地叫嚷:“你们不要命啦?快换处所,换处所!”本来不是来抓我们的警察,而是一个铁路女职工路过天桥,偶然发明停在天桥下的这列敞棚车上有两个“乘客”,坐的地位极其危险,才大呼小叫起来。

她在桥上,我们在车上,一时听不清,双方又喊又比划,就像聋子的对话,半天才弄清楚危险所在:这节车满载原木,前头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挡,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挡里,如果火车遇到意外紧迫刹车,身后的一车皮原木把持不住惯性,摆脱捆绑的铁丝冲上来,非把我们撞成两张薄薄的肉饼不可!

真要感激这个仁慈的女职工,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这两个“盲流”抓起来,而是指导“盲流”分开险地,另找一节安全处所。

接下来就是豫南信阳地域了。路边逐渐呈现了水田,还有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,山也青了,水也绿了。分开南方两年,终于又看到小桥流水了,我们站立起来,高兴地向着那些牧童大叫大喊,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实听不见,但也挥动着手臂向我们致意。

惋惜乐极生悲,火车停靠湖北第一站——广水,我们就被逮住了。

因为此前碰到的铁路工人都那么仁慈,祖国山河处处好,贫下中农个个亲,想当然认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,就大模大样地下车找水龙头洗脸。不料,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,我摇着毛巾走过去,一下撞个正着。

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国民看家护院的,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,来一个抓一个,来两个抓一双。

处所维护主义其实在“文革”中就有,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别,自然会生出些轻视。

湖北警察把我们这两个奇形怪状的河南盲流押下来,十分得意,一个劲地盘问,而且语多不屑。我因为有郑州动身场的经验,也知道一点湖北人鄙视河南人贫穷的故事,一开端就阐明自己身份,不是到湖北来要饭的难民,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队的知青,争夺坦率从宽。

不料他们怎么也不信任,说国度没有向河南派过上海知青(这也是实情)。于是双方因上海问题而陷于胶着。说上海话他们听不懂,听不懂也就无从证明我们的上海原籍;反过来他们又提出很多有关上海的问题,考考我们是否知道。

我今天还记得一个深入的问题是:崇明岛在上海的哪个方向?那当然是对答如流,问不出漏洞。这些人只得悻悻作罢,但是结尾留有一个报复:不许我们乘本来的那列货车离境,非要我们掏钱买票坐下一趟客车到武汉。

这一报复的含义不仅仅是逼着我们花去全体盘缠,上车以后才知道其毒辣用意:两个学生模样的贫下中农,蓬首垢面脏兮兮,其中一个还戴着眼镜,在客车乘客的奇异眼神中,真是受够了挖苦。

我这一辈子对湖北佬没有好印象,就是那次阅历造成的。我的一次毛泽东式浪漫行乞,就是这样流产的。我恨湖北,因为它轻视穷人,是一个不讨人爱好的“南方”。民谚:“天上九头鸟,地上湖北佬。”诚哉斯言,信然!

后来阅世梢深,才知道中国版图上省籍、甚至县籍轻视的现象还很多。如有好事者根据白眼之走向,在这块版图上着以不同的轻视色,彩版一出,一定五彩缤纷。

如上海人轻视苏北人,已经驰名海外,却还有一省之内,如广州人轻视中山县人,则不必定出名。但所有轻视邻省、邻县的内地高尚者,到了香港,则一律被称为“大陆表叔”,又显得清洁、彻底、利落,一网收尽。

而包含香港人在内,中国人一到美国,又惊呼美国存在种族轻视。所有的中国人据说都被罩在一个无色透明的“玻璃罩”里,难以升级、提职。“玻璃罩”内,那些在国内轻视同胞的高级华人,踢腾得最为厉害,民族自尊心最为敏感,反轻视呼声也最为强烈。似乎只有走到最远处,轻视性荷尔蒙才干在正负两极得以配平?但也只是两头发泄而已。

天止境,轻视者被轻视,传来一阵阵爱国主义的悲愤呼喊。我的一个历史学同行,复旦教历史地理的葛健雄教授听到了,于是戏言:“中国人中最爱国的一群,要到国外去寻找,而不是在国内。”这也是诚哉斯言,信然,信然。

我想说的是,在这张轻视图上,我所生涯过的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域。我没有听说他们能轻视谁,却知道他们不仅被南面的湖北佬轻视,也被东面的山东人、西面的陕西人、甚至远在边境的新疆人轻视。

他们几乎一屁股坐到底,蹲坐在一个低洼的盆地里,周围高地山民,不管附属哪一部落,都能对他们投以白眼。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穷,穷困中发生愚蠢,以及与愚蠢相伴相生的忍受。

我们分开兰考到三百里外的巩县当工人,村里的五保户大娘实在惦念,居然发狠心出远门来看望。

兰考农民多半没有看到过分车,有一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,一群生产队小队长看到火车会动,居然在车头手舞足蹈地大嚷:“噫!这玩意停下来像长虫,不吃不喝,咋会跑咧?”(要用中原土音念,才干念出后果)。火车被迫停下,酿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陇海线停车事故。

前面说到的那个大队支书,是个“革命先锋”,国民日报发他的长篇通信,整版配照片,用的就是这个标题。他和我们集体户户长去北京加入国庆二十周年观礼,到了国民大会堂,闹出一次比小说里陈焕生进城更真实的笑话。

河南人的习惯,到哪儿都是蹲着而不是坐着,到了国民大会堂也是那样,老支书双手抱膝,屁股一撅,就蹲上了那个神圣的地位。谁知道那个座位是活络可翻的,他还未蹲硬朗,底板就翻了过来,把我们的“革命先锋”在国民大会堂夹了个双脚朝天!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不知看到这一出喜剧小品没有?多半会很慈爱地莞尔一笑。

我们那个大娘更加孤陋寡闻,一辈子没有分开过土地,又是小脚,提着一篮鸡蛋还有粉条之类,一拐一拐地怎么坐上火车,不迷路,居然还能找到我们这个厂,真是一个奇迹。

她坐火车是否闹笑话不得而知,但是到我爱人宿舍头一天,就吓了我一跳。当时我们两个人在外面给她擀面条,她坐在屋里突然传出惊骇的叫嚷:“噫!这屋里咋还有一个老娘咧?咋也是黑裤子、红袄?!”(也要用中原土音念)。

兰考民俗,老人过七十要穿红布袄,以辟邪。我闻声奔进屋里,哪里有第二个老娘,只有她一个人好端端坐在衣橱前!本来衣橱镜子映出她的身影,可怜她一辈子没有见过能照见全身的镜子,因此也一辈子没有见过自己的全身,猛一见到,就被自己吓坏了,大呼小叫,惊动了一座楼!

还有年轻一代的兰考人,如本地知青,也多半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浑厚,富于同情。我后来爬火车发展到爬卡车。从县城回来,多半爬一辆卡车带脚。司机大多会默许,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家里多半也会有个把知青在苦水里扑腾。

但也有苛刻者,有一次我爬上一辆运煤车,就碰上了一个。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我上车,非停下车来撵我。车一开,我又爬上去,如此者三,那个司机开端破口大骂。

此时车上几个兰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,齐声痛哭,骂曰:“人家从上海来俺兰考,离家那么远,父母又不在,你就欺侮人家?你不是人,你是驴,是龟孙,你不得好逝世!”除了说不出那唯一的脏字,该骂到的都骂到了,确切很难听。

兰考民间的规则,其实不是封建,而是很早就有自发的后现代女权主义:男人不能和女人骂,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闺女骂,如果对方开骂,男人只能干听不回嘴。

那个司机被这群小闺女骂得不敢吭声,只能恨恨地爬上驾驶楼,把车门一摔,开车了事。

我还很惦念我们本村本庄的回乡知青。他们有些是兰考县一中、二中的学习尖子,很不容易考上去,要带着红薯干去上学,功课刻苦,一点不比我们集体户的复旦附中等人差。

其中有一个被老乡叫作“假妞”者,忸怩斯文如大姑娘一样,正好与我们集体户的革命女生外号“假小子”或什么“铁姑娘”的相反。“假妞”们在农村的前途,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、招干、从军,那是天边露出的一丝盼望。但是自从来了一个上海集体户,“越是艰险越向前”,而且毛主席也接见,天边的那一丝盼望就堵住了。

“九一三”事件后,这个集体户的扎根思想相继摇动,开端谋取各种回城之道。上面也有意照料这个先进集体,有相似的名额下来,总是先让我们走。

三两年一过,待我们十个人走完,他们的年纪也被延误了。平日里我们玩得很好,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,但是一到集体户有人上调,他们就怀着庞杂的心境,躲得远远的,从不加入送行的行列。那种幽怨的眼神远远扫来,没人能忍心对视。

我后来读到很多“老三届”忆苦思甜的文章,还有一些小说、诗歌之类,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前途,似乎知青走得天经地义,农家子弟被堵在乡村也是天经地义。这种不平等意识,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,始终没有受到过正视,大概是深刻骨髓了。

一场知青革命,一千六百万人下乡,一年三百六十日,天天在稀释当地农家的工分,最后一天临走,还要拿走这家人长子手里的最后一粒“红豆”。我刚才说中国的版图可以涂上相互轻视的五彩色彩,这时就有点像在这块版图上再玩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了:

先是老毛一挥手,骨牌哗哗地倒下去,城里的知青先倒;农家子弟原来在原地,可以不倒,竟也被前面的人挤了倒下去,而且被压在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层;沉寂片刻,有汽笛声响起,知青打个骨碌一翻身,几乎所有的骨牌又哗哗地竖立起来;其间不断出作家,出诗人,出学者,还出各种“话语”,齐声控告刚刚倒下去的那段无声岁月;惟独那最后几张骨牌,却缄默着,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老毛爱引李贺诗云,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,天怎么会老呢?只有人会老。以我之拙笨,始终弄不懂这个巨人的悲天情怀。从李贺到老毛,天看见过多少人间不公?谁能看见它老了一寸?我至少猜忌,天是看不见历史活动中的暗层夹缝的,更看不到那些辗转倒卧在暗层夹缝里的阴魂。

1997 年,我和爱人、孩子回兰考,庄上的人大多数已经不认识了。那是在唐寨,却也应了李贺那个时期的唐诗:“乡音未改鬓毛衰,儿童相逢不相识。”不经意间,已经换了一代人,确切未见天老一分,只是本来担忧的那种逢人都要打召唤的为难,或者如贺敬之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”的矫情,都没有呈现,可以松一口吻。

我们就像三个平平庸淡的过路人,只是偶尔路过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农村,悄悄地东张西望。远远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像“假妞”,才敢轻轻走上去试着拍他的肩膀——猛回头,一张胡子拉茬的老脸,几乎贴着我的眼镜喊出一声:“噫,这不是学勤吗!”

将近三十年过去了,他就跟昨天才分别一样,霎时间就叫出了我的名字!

03

按老乡说法,客车不叫客车,叫票车。因此,混客车就有一个很干脆的名字:混票。我插队的那个庄子,一个男劳力通常只有两套衣服,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袄,脱了布杉就穿袄。天热下河洗澡,把布衫搓洗后晾在树杈上,人就泡在水里等衣服干,才干上岸。

就这么个穷处所,因为出了焦裕禄,却能接触从上面下来的人,甚至还有国度性质的外事运动。

我生平第一次与外国人坐下来谈,不是在小时候的上海,也不是在后来的哈佛,而是在兰考,在唐寨:

集体户按县委宣扬部部署,招待从开封军用机场过来的老挝飞翔员,宣扬农村包抄城市的毛泽东战略思想,谈得还很热切,双方都被对方激动。这些飞翔员当时被部署在开封那样的内地机场受训,大概是为了在国际上保密?

诸如此类的运动,村里的老乡也有机遇参与,哪怕是站在旁边看,耳濡目染,语言就有变更,能学会一些与他们自己的乡土生涯很不和谐的官方词汇。

那些一年到头要吞食几千斤红薯以充饥的穷人嘴,时常会有一些很书面的“话语”,夹着发黑的薯干飞进飞出。比如,队长吆喝下地干活,偏不叫下地,而叫“上班”;

老乡们以为我们拿一年的余粮款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太亏,就向我们传授出门要饭混票车的各种经验,那些歪门邪道还有一句正面总结,是他们在地头听我们读《国民日报》学来的,就叫:“国民铁路国民修,国民铁路国民坐!”这就有点穷人生富嘴的黑色风趣了,而且确切“酷”。

全中国当时的铁路,大概只有上海的老北站是个逝世胡同,火车开进去再倒出来,旅客只能从剪票口进出,混不得。其他处所的车站,都是两边敞开,在铁路一侧建个候车室,只要有足够耐烦,总能避开候车室的剪票口,从两头的铁轨走到站台上去。因此,进站这一关并不难。

难的是在车上碰上查票,很不好办。

到了这种时候,我通常是硬闯,硬着头皮向着查票员走过去,作餐车回来路过状,这时我鼻梁上的眼镜能帮一点忙,查票者见是个戴眼镜的,多半不盘问,有时露馅,则补票认罚。

可见贫下中农只教会我勇气,没有教会我智慧。当然,也是我自己智商不够。

以智取胜者,兰考另一个集体户某朋友为最。他有一次要从陇海线转北京,再转京哈线,去万里之外的黑龙江边境,看望他在那边插队的妹妹。当时口袋里只有五块钱,仅够买馒头填肚皮。他的绝招是:

穿上一件军大衣,领子扣好,底下一条绿军裤,遇有险情产生,即端起茶缸,用一口尺度的官话一路说过去:“让一让,让一让。”

那查票者见他的装束,只认为他是一位够级别的军队干部去打开水,怎么会想到军大衣里面没有军装,更没有红色领章?当然是必恭必敬地“让一让”。

五块钱行万里路,应用的是国民群众爱戴亲人解放军的鱼水之情,真是万恶之极!他现在已经是某省文艺批驳界有名理论家了,笔下文章多半是先锋符码,边沿写作、私人话语之类,引车卖浆混票者流包含我在内,只能是瞠目其后,读天书一般。

河南实在太穷了,混票人越来越多。铁路上也无奈,有时就派人戴着红袖章在车下堵,抓住后集体罚苦工处置。

我到工厂以后,经常要去郑州借书还书,实在买不起这么多票,于是就把插队时的混车陋习延续了几年。这个厂所在的巩县离郑州 60 公里,但是家在郑州的知识青年多,于是通常在周末结伙,借群胆而混车。

星期天晚上从市区疏散向车站集合回来,不容易召集,但上车后前后召唤,一下子认出几十个弟兄,同样也成一夥。查票者后来摸出这一区段逃票多,于是总在巩县站未到之前开端搜索。

逃票者也探索出对付措施,一旦个别查出,就移动脚步往同行者那儿蹭,最后越蹭越多,挤成一疙瘩,几十个人聚在一起,对立一两个查票者,双方就能僵持得住。

查票者无奈,只能冀望于站台上的执法人员能在门下堵住他们。看看巩县到了,几十个人发一声喊,同时发力,打开十几扇窗户,就跟下饺子一样,噼里啪啦望站台上跳。等到站台上的查票者发明,这些腿脚灵活的小青工早已如鸟兽散,而且事先说好是往四面八方疏散逃窜,查票者追哪个是好?

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晚上,这个车站都会产生几次“下饺子”事件,事后想来也真壮观。

小青工后来还发现出一种有“高科技”含量的专用工具。他们很快发明,火车车门钥匙是全国通用的,几乎只有一把:外三角,中心空泛,插进锁眼,拧住里面的实心三角,向右一扳,全中国的火车车门都能在这时打开。截一段 9 毫米直径的钢管,放在车床上,动摇车把,三面夹具往里一挤,就能夹成一把上好的列车钥匙,就这么简略。

以后解决下车出站的问题,就利索多了:火车停稳后,只要打开背向站台的那一扇车门,下车抬腿,那才是真正的无人之境!我也有一把这样的“高科技”产品,陪我渡过了好几年插队后的生活。

在我成了所谓“绅士”,有了所谓“身份感”,再也不好意思混车之后,它还在我的钥匙圈上晃了好几年。好像还带回了上海?

依照老乡们的说法,“加入国度干部”了,当了一段劳什子军队院校的教官,才慢慢地“解甲归田”,不知把它淡忘在那个犄角旮旯里了。

我和那位五块钱行万里路的文学仁兄,是考研讨生考出河南的。他考文学,我考历史,因为没有大学学历,以自学资历参考,就要多受一点轻视。连考三年,每次都有不公正事产生。到第四年,我只能说“年年难考年年考”,垂头丧气。

他的怨言则能翻出新词,引胡乔木哭三尼的名句自况:“我为你勤傍妆台,再把风流卖”。可见学文学者之灵气,屡战屡败,却照样潇洒飘逸。

那一年是我发毒誓最后一次“傍妆台,卖风流”,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产生:我们住在巩县,考场设开封,相距三百里,正应了豫剧戏文里的那句俗词:汴京赶考。只是没有驿站,也没有公车,非得在头一天半夜起早,去赶现代化三等火车。

那车厢里空气肮脏,每一口都是别人呼吸过的,熏得人头昏脑涨,一下车,就已失去考前最佳状况。那一天,我是在开封车站广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,坐下后,头朝外,口中念念有词背外语,神智已经不太苏醒。

车开不久,突听一句开封口音:“老哥,看看丢啥不丢?”

不看犹罢,一看大惊失色:我那时穿的是蓝色的中山装,上衣口袋已经解开;口袋里放着的一个信封,也已拆开;里面装的不是钱,却是比钱更主要的准考证;那准考证露出半截,显然是被人拉出来看过,再插还进去,居然就扔在了我的膝盖上!

再抬头看去,有三个小伙子大概是随我一起下火车,再上公共汽车的,此时围着我,也穿着那种军大衣,大衣撑开,以挡住周围人的视线;为首者朝我得意地笑着,以目示意,正在催我看看信封里“丢啥不丢”。

这一下我完整苏醒了过来!这是“贼”,在火车上就锚上了我,到汽车上才得手;得手后发明是一张准考证,本可以下车一揉再一扔,回头一想,却不忍心坏了我书生前途,而是掷还失主;甚至不怕他高喊“抓贼”,还要提示这个失主看看,要当场“验明正身”!

这一起转承合,大概只有一分钟时光可供完成:他们是怎样得手的呢?得手后又是怎样交流眼色达成默契,再来一场盗亦有道的古风小品呢?

幸亏我那时年轻,虽然一时还来不及想清楚,但究竟不象现在那样容易失言。如果我冒莽撞失地喊一声“抓贼啊”,那可真是煞了景致,把我后几十年的知识分子脸面都丢尽了。

我终于憋住了那一声喊,抬头抱以同样微笑:“没丢,啥都不缺!”。双方配合默契,共同完成了一出颇有古风的现代小品。演出停止,窃贼体面下场,为首者打一个清脆的响指,三人鱼贯下车,军大衣一飘,一会就没了踪迹,那才是真正的身姿飘逸!

以后我有一段在美国旅行,也是偏爱火车,不爱坐长途“灰狗”。当然不可能再爬车混票了,只是因为火车一动,能拉动往昔记忆。American当然好,乘客少,座位大,空气干净。

尤其那盥洗室广大无比,就像从飞机上搬下来再放大一倍,可供轮椅转圈出入,里面香水、手纸、还有坐便器上的垫圈纸,应有尽有,绝无可能闻到当年汴京道上厕所里的中国味。

最绝的是在窗口下座位边,都有一个交换电插口。绅士、淑女们上车坐定,插上手提电脑,飞快地敲起键盘,纤指翻飞,如弹钢琴一样好看。

我没出息,上了这样的火车,也还勾起在中国的记忆,而且挥之不去。上面这些很不绅士的回想,少年时期的种种荒谬,就是在美国的火车上一点一点想起来,倚着窗口敲电脑零碎记下的。

我自然惦念开封车站上来的那个年轻人,十七年前的那场测验,三天考五场,如有神助,是他辅助我考出了河南,考出了底层生活的波折坎坷。他是我命运转折线上的一个亮点,我能称他为“贼”吗?但在中国的字典里,却找不到一个更适合的的字眼。

电脑垫着我的膝盖,膝盖上还留着二十前在中国跳火车留下的伤疤。那是一次在行进中的货车上,前面的火车司机说好,通过巩县车站时,减速一分钟,好让我往巩县车站的站台上跳。

扑通一声,我还是栽倒在道轨旁的煤渣上,双膝跪倒,鲜血迸流,拔起腿来,还得往站台外飞跑。这就在膝盖上留下三点小煤渣,镶嵌在那块皮肤里,呈透明状,绝好的三点式前现代标记,也是一个纪念。

它们总在提示我:别装蒜啦,老伙计。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鲁,是普林斯顿,先写写你的中国内情吧;国度是白的,另一块是黑的,而你只是从它们中间的灰色地带走出来的;就写那五花大绑,就写那三寸钥匙,写你那打开信封、又掷还失主的开封“贼”!

这就是留在我皮肤下的文字了。而在我开头所说的那个恶业里,以老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最令人沮丧:人走遍天涯,也走不出人的皮肤。

再难想象还有比这句话更为毒辣的判决了。一句话就是一个火烙印,而且还看不到这一判决的止境:你是无望走出自己的皮肤,也无望走出这三点式褐色标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