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介石临终前两个月密邀毛主席访台实录!

新中国成立后,毛主席与蒋介石再没有见过面。但这并不等于说二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,只不过,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以特别方法进行的。

毛主席看出蒋介石不想决裂中国

1950年,朝鲜战斗爆发,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。6月27日,杜鲁门以共产党占据台湾,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域安全为由,公开抛出了“台湾位置未定”论。当时的蒋介石心境十分抵触。一方面,以他自己的兵力,不可能守住台湾,因此,他盼望美国人辅助他守台湾,盼望美国第七舰队这个“维护伞”能长期在台湾海峡存在。另一方面,他也看出美国人有决裂中国的诡计,杜鲁门的“台湾位置未定”论就是他们决裂中国诡计的一部分。

因此,在美国人抛出“台湾位置未定”论之前和他商谈此事时,他没有表现批准。经过重复思考和衡量,最后他下定决心,即使美国人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,也要保持一个中国的立场。

当美国人公开抛出“台湾位置未定”论时,他决议公开表现自己的这个态度。6月28日,经蒋介石授权,公民党“外长”叶公超发表声明,一方面接收美国关于台湾防务的打算,另一方面明白表现:台湾是中国国土之一部分,仍为各国所公认,公民党接收美国防务打算,自不影响公民党保护中国国土完全之立场。他特意在声明中表现:“台湾属于中国国土一部分”,“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”。

毛主席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后说,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,不想决裂中国,不想成为千古罪人。

1954年12月,美台签订了针对大陆的“共同防御条约”。为了表现中国政府强烈的反对峙场,打破美国使台湾海峡现状固定化的诡计,毛主席决议给美蒋以必定打击。

1955年1月18日,中国国民解放军实行了建国以来首次陆海空三个军种协同作战,一举攻克了作为台湾门户的一江山岛。美蒋慌了手脚,他们一方面在台湾海峡增添兵力,另一方面也极力追求国际上的“支撑”。在这个进程中,美国和蒋介石各有各的盘算。

蒋介石追求国际支撑,是为了扩展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,多争夺一些外援。而美国人则盘算借此机遇,把台湾从中国决裂出去,搞“两个中国”。美国人为了到达这个目标,搞了一个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诡计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迫切呼吁通过结合国的斡旋“来结束中国沿海的战役”。

他们还搞了大批外交运动,想通过结合国的介入来实现海峡两岸的停火,把台湾问题从中国一国之内的问题,变为必需通过结合国的国际问题。对于美国人的这个诡计,蒋介石也心知肚明,他决议不接收美国总统的这个“好意”。

当年2月14日,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:“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,虽间有卖国贼勾搭敌寇叛乱之事,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。”在保护祖国统一问题上,“汉贼不两立”,这也是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础立场。他还说:“我决不废弃光复大陆的神圣义务,大陆和台湾皆为中国国土之一部分,不容割裂。”

毛主席看到蒋介石这个谈话资料后表现:在保护祖国统一问题上,蒋介石和美国人斟酌的不一样。在毛主席的决策下,中国政府也通过外交尽力,争夺到了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度的支撑,挫败了美国人打算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诡计。后来,毛主席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中特意向蒋介石说了这样的话:美国人是靠不住的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,在履行独裁统治的公民党的眼皮下,呈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情形:台湾有些人,包含公民党内部一些人,也打出了民主选举的旗帜,要竞选“总统”。本来,这背后有美国人的诡计。

美国人见蒋介石对美国搞“两个中国”不配合,就盘算把蒋介石换掉,让另外一个更听美国话的人来当“总统”。

在美国人的运动下,台湾政坛上呈现了推荐“总统”候选人的运动。有人推荐陈诚,也有人推荐胡适。胡适是个亲美派头子,但他是个文人,没有从政经验,被选上“总统”的可能性不大。于是,美国人就倾全力支撑陈诚。美国人支撑陈诚竞选,是为了让陈诚当选后,在政治上实现一种过渡,让蒋废弃权利,他们也就便于挟持陈诚搞“两个中国”了。蒋介石对美国人搞这一套的诡计很明白。他表面上说批准搞民主竞选,但实际上从来就不盘算废弃权利。

正当此时,毛主席表现了这样的态度:在台湾,还是蒋介石当“总统”好。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了这样的话:“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、还是陈诚好,我看还是蒋介石好。但凡在国际运动场所,有他我们不去。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……十年、二十年会起变更,给他饭吃,可以给他一点兵,让他去搞特务,搞三民主义。历史上凡是不应该否认的,都要作适当的估量,不能否认一切。”

毛主席的这番话十分明白,我们共产党只盼望蒋介石在台湾当“总统”,而且只要是蒋介石当台湾的“总统”,我们就会给他必定的国际运动空间,“国际运动场所,有他我们不去”。不仅如此,还要让蒋介石在台湾当“总统”当得“稳”,“给他一点兵”。

毛主席是特意在外宾面前讲这些话的。这些话也确切造成了很大国际影响。后来蒋介石能够在所谓“总统选举”中获胜,再次当上“总统”,与毛主席特意讲这些话,给他必定水平上的支撑,是有关系的。

毛主席和蒋介石第一次派人互相沟通

由于毛主席与蒋介石在保护中国统一问题上看法一致,在挫败美国人搞“两个中国”诡计问题上,配合也算默契,加上毛主席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撑蒋介石当“总统”的看法,因此,蒋介石有了与毛主席树立特别接洽的盘算。毛主席也正想争夺蒋介石,以便实现台湾和平解放,因此,也愿意与蒋介石沟通。周恩来于1956年5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,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:“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,就是一大功绩,中国国民会宽恕他的。”蒋介石听了这个话,就更想早日与中共方面沟通了。

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,国共双方都尽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。这个人终于被找到了,他就是曹聚仁。

曹聚仁是个有必定政治运动才能的文化人,过去与共产党和公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亲密接触,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,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。正是因为这个关系,他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时,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,也没有跑到台湾去为公民党政权工作,而是跑到了香港。他想做一个“不在此山中”的察看者。

依照蒋介石的旨意,蒋经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。一次是蒋经国机密派一艘小型军舰,到香港把曹接到台湾,与曹密谈如何由曹出面树立公民党与共产党的沟通渠道。另一次是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找曹聚仁,与他再次商谈如何与共产党沟通的问题。曹聚仁答应接收蒋介石的委托后,蒋介石就把曹请去了台北。蒋介石、蒋经国在阳明公园会面了曹。会面中,蒋介石向曹表达了自己愿意与大陆沟通的想法,同时告知曹:“你此番去大陆必定要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。”

曹聚仁于1956年7月达到北京。7月16日,周恩来在颐和园接见了他。周恩来在听了曹介绍的蒋介石的意愿之后,提出了实现“第三次国共合作”的方针。周恩来说,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目标,就是实现祖国统一。对于台湾,“只要政权统一,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磋商部署。”

10月3日下午,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曹聚仁,对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,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盘算。毛主席表现: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中起的积极作用是应当确定的。他还让曹到各处去走走看看。第二天,周恩来宴请曹聚仁时,告知他,今后你就是大陆的常客,什么时候都可以来。

此后曹聚仁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,为国共两党的沟通而奔走。曹每次到大陆,毛主席、周恩来都与他机密谈话。毛主席和周恩来在谈话中都表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,并且答应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后,给蒋介石以优厚的条件和待遇。曹也在返回香港后转道台湾,直接与蒋氏父子会晤,转告中共方面特殊是毛主席、周恩来的看法。

经过多次沟通,国共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有了一些共鸣,比如,国共两党都保持一个中国,都保护祖国统一;国共两党也都有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。更主要的是,通过曹的沟通,双方也都有了必定的信赖感了。

炮击金门不久,毛主席和周恩来在北京会面曹聚仁并请他吃饭。在这次谈话中,毛主席告知曹聚仁:“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,我们可以和他合作。我们同意蒋介石保住金、马的方针。如蒋退却金、马,大势已去,人心摇动,很可能垮。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,台、澎、金、马都可由蒋管,不管多少年,但要让通航,不要来大陆搞特务运动。台、澎、金、马要全部回来。”

毛主席还说:“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。他只有走路一条,不走只有被动。要告知台湾,我们在华沙不谈台湾问题,只谈要美国人走路。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。”“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,同大陆连起来,根还是你的,可以活下去,可以搞你的一套。”

当在场的有人提出,美国人一走,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,毛主席说:“我们全体供给。他的部队可以保留,我不压迫他裁兵,不要他简政,让他搞三民主义,反共在他那里反,但不要派飞机、派特务来捣蛋。他不来白色特务,我也不去红色特务。”

曹聚仁问:“那么,台湾国民还可以保存本来的生涯方法吗?”毛主席答道:“照他们自己的生涯方法。”

从上面毛主席的谈话中可以看出,毛主席对蒋介石是采用十分广大的政策的,前提是台湾回归祖国,不和美国人搞在一起。但是,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一直心有疑虑,后来,在曹聚仁说了毛主席讲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“总统”好的话以后,蒋介石才对毛主席的话有一些信任,开端斟酌毛主席提的广大条件。对此,蒋氏父子私下重复议论过,但一直没有提出来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期,毛主席把曾经提出的给蒋氏父子的广大政策,加以细化,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,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。后来周恩来把毛主席的这些构想概括为“一纲四目”。毛主席、周恩来都向曹聚仁谈了“一纲四目”。他们怕蒋介石不放心,还于1963年通过过去与蒋介石、陈诚二人关系都比拟好的张治中致信陈诚,在信中传达了“一纲四目”的基础内容。

“一纲四目”的具体内容是:

“一纲”:

只要台湾回归祖国,其他一切问题悉尊敬总裁(指蒋介石)与兄(指陈诚)看法妥当处置。

“四目”:

第一,台湾回归祖国后,除外交必需统一于中央外,所有军政大事部署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置。

第二,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,不足之数,悉由中央拨付。

第三,台湾之社会改造,可以从缓,必俟条件成熟,并尊敬总裁与兄看法协商决议,然落后行。

第四,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损坏对方团结之事。

毛主席、周恩来在与曹聚仁的谈话中除了再次强调这“一纲四目”的内容外,还强调:过去我们谈的看法,不是我们个人的,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看法,是官方的,请蒋介石放心。毛主席还提到,蒋介石有什么条件,有什么看法,可以提,我们必定认真斟酌。

曹聚仁到台北后,向蒋氏父子讲了毛主席的这个意思。蒋介石、蒋经国、陈诚等公民党高层引导人经过一番研讨,决议提出他们的一些条件。他们的这些条件,有与毛主席想法一样的,也有与毛主席的想法不太一样的。曹聚仁带着这些看法,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,进行沟通。经过一番尽力,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基础达成了一致。

1965年7月,毛主席与曹谈话中间,毛主席亲笔写了一首词《临江仙》,其中有两句是:“明月依然在,何时彩云归。”表达了毛泽东盼望蒋介石回大陆安度晚年的诚意。

7月20 日,回到台湾的曹聚仁在台北日月潭的涵碧楼,向蒋氏父子介绍与毛主席谈话的情形,并且向蒋介石转交了毛主席题的诗。蒋介石看了毛主席的诗后表现,十分感激毛主席的好意。同时,蒋氏父子依据他们与大陆沟通的成果,拟出了六个条件。蒋氏父子要曹向毛主席传达这六个条件,然后双方再进一步磋商。

这六个条件是:

1、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,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,仍任公民党总裁。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(即封地)。

2、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。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,北京只保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,其他内政完整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置。

3、台湾不得接收任何军事与经济支援;财政上有艰苦,由北京照美国声援数额照拨补贴。

4、台湾海、空军并入北京把持。陆军缩编为四个师,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、金门地域,三个师驻在台湾。

5、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,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域。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。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批准后任命,其资历应为陆军中将,政治上为北京所接收。

6、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、待遇照旧不变。国民生涯保证只可进步,不可下降。

这些条件,实际上是蒋介石通过曹聚仁和毛泽东多次交涉后形成的,应当说,对双方都有利。特殊是在部队问题上、由于毛主席过去有过让公民党保存一点部队的看法,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能达成统一认识,实在是很不容易的。

毛主席答应把庐山送给蒋介石养老

在毛主席、周恩来的“一纲四目”中没有提到让蒋介石回住庐山的问题,而在1965年7月蒋氏父子磋商条件时,却特意把“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(即封地)”写入六条之中。这是为什么呢?

本来,蒋介石对庐山情有独钟。他爱好庐山那漂亮的风景和宜人的气象。在大陆时,他曾经有13年是住在庐山的。他在30年代初期,在庐山办过军官训练团。之后,他经常在庐山办公,在那里接见各方面政客和外国使节,还经常在那里召开有公民党要员加入的小型会议。1933年蒋介石出钱买下了原为英国西伊勋爵的别墅,并且对之进行了改革,增建了别墅西边的联体副房。购置庐山房屋后,蒋介石每年中大部分时光是住在庐山的。

1948年8月,蒋介石在庐山他的住所一块宏大石碑上题写了“美庐”两个字。蒋介石逃台后,全部庐山上的建筑均为国度没收,包含“美庐”,改建成中共中央的接待机关,后来中共中央又经常在这里召开主要会议。

1956年10月,毛主席在接见曹聚仁时对他说:我知道蒋介石很惦念他的故乡和他在大陆的一些房产,你可以到处走一走,顺便去那些处所看一看。这样,曹就在当年10月先上了庐山,在庐山住了一个星期,还专门拍摄了“美庐”的照片。他对“美庐”管理得很好表现愉快。之后,曹又去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,看到蒋家祖坟维护得也很好。他回到香港后,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,介绍了他到庐山、奉化、萧山、宁波、杭州游历的情形,同时附上了一些照片,其中有三张是“美庐”的。

曹在信中详细介绍了“美庐”受到维护的情形,说:那里面的可贵物品一样都没有少,都放在本来地位,连宋美龄用过的钢琴也放在本来的地位,餐厅里的银制餐具一样也没有少,蒋介石用过的轿子还摆在本来的房子里。

当然,曹在信中也讲道,现在庐山已经归中共中央庐山管理局所有了,剧院等的名称也改了。曹怕蒋介石对此不愉快,在信的最后写道:“聚仁私见,以为庐山胜景,与国民共享,也是天下为公之至意。最高方面,当不至有介于怀?”

曹在信中还说:“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,曾在庐中小住。近又在收拾。这些都是中共方面等待你能回到大陆,到时好请你去游山的意思。那时,你本来的别墅,正好筹备你来居住。

这个意思,我不能不告知你。”曹还给蒋介石出主张说:如果能够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,你回大陆的重要居住地应当是庐山。“唯形式未定,留奉化不如留庐山,请细心酌定。”他还说,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思。而是他与中共高层共同的意思。没有想到,蒋介石看了这封信后,不仅没有介怀庐山归为中共中央管理局所有,而且十分愉快。他细心看了三张照片,感叹万千。他让曹向毛主席表达他的感谢之意。

不久,曹聚仁把蒋介石的态度回复给毛主席、周恩来。毛主席慷慨地表现,如果国共第三次合作,蒋介石回大陆,庐山可以作为蒋介石养老的处所。毛主席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里。

1959年他上庐山开会时,发明工作人员正欲凿除蒋介石在石碑上写的“美庐”二字,连忙禁止,让蒋介石题写的这两个字保存了下来。

蒋介石听到曹聚仁向他传达的毛主席的这个意思,更加感谢毛主席,同时也把这件事情记住了。在1965年拟定条件时,他特意把庐山要作为自己住所一事写了上去。

晚年的蒋介石曾经密约毛主席访台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爆发,打断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接洽。1968年,他听说有人去了他的老家溪口,炸毁了慈庵,十分气愤。他曾吩咐儿孙:“永记此一冤仇不忘,为家为国树立大业,光先裕后,以雪此家仇国耻也。”但是他不久又听说,周恩来亲自出面,维护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产和祖坟,心里对中共高层又发生了十分感谢之情。

晚年,蒋介石经常想起他在大陆的日子,想到与大陆沟通的问题。就在他出任第五届“总统”之前的一个月,即1972年2月21日,毛主席在会面美国总统尼克松时,竟把他称为“老朋友”。这个新闻在美国和香港传了很久。蒋介石注意到,毛主席对尼克松说:“实际上,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。”对毛主席说的这句话,蒋介石思考了很久。

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。在国际上,中共的运动空间越来越大,而台湾的国际运动空间则越来越小,连美国总统、日本首相也都拜访了大陆。

在这种情形下,蒋介石对与中共接洽有些迟疑。他以为这时自动向中共提出沟通,有点近似于投降。正在蒋介石这么迟疑之时,中共方面却采用了一系列自动举动。在大陆,中共恢复了“二·二八”纪念运动。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,重新强调“爱国一家,爱国不分先后。”“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、探亲、访友,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。”1975年,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公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,还给他们的一些人部署了工作,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,也可任其选择。

蒋介石得到这些新闻后,心中信服毛主席胸怀之博大,但还是没有采用自动举动。其原因,重要是他没有找到适合的沟通人选。曹聚仁已于1972年逝世。

正在这时,毛主席却派人来了。毛主席派的这个人,是章士钊。章士钊也是一个与国共两党上层引导人都有很深交情的人,但他长期在大陆与共产党共事,与蒋介石等当然没有接洽,不过,因为他过去的资望,他到台湾来,当然会受到蒋介石的礼遇。当时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,且重病在身,但他还是接收毛主席与周恩来的委托,愿意承担沟通两岸的义务。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,周恩来特意部署了警卫、医生、护士、秘书、厨师、保姆随侍章先生左右。

章先生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。他到香港后,就匆忙找本来的各种关系,以便恢复与台湾的接洽。经过一段时光的尽力,终于和公民党方面接洽上了。他当时乐观地派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北京,要她转告毛主席、周恩来: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,他在香港顶多住三个月即可完成义务回北京。不料,章先生由于劳累,休息不好,于7月1日在香港逝世。因为章先生的逝世,此次的国共沟通当然就没有树立起来。

但是,蒋介石并没有废弃实现两岸沟通的尽力。找不到适合的沟通人选,他就采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向大陆方面打出信号。1975年春节后,蒋介石机密找来公民党元老陈立夫,让他通过在香港的机密渠道,向中共方面表现: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拜访。

毛主席得到这个新闻十分愉快。但1975年毛主席的身材已经很不好了,周恩来也重病在身,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拜访。

毛主席找来邓小平,亲自向邓小平交待: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,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,尽快实现“三通”。

陈立夫得知毛主席盘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新闻后,十分愉快。为了配合这次沟通,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假如我是毛泽东》的文章,文中说:“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拜访与蒋介石重开会谈之路,以造福国度国民。”他说:盼望毛泽东“以大事小,不计前嫌,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,首创再次合作的新局势。”

但是,正当陈立夫积极尽力追求与大陆沟通之时,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逝世。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止了。